目前教材主要提供的是人生问题的指导性原则，而坐在课堂上的学生感兴趣的总离不开他们的现实生活问题。比如，“学习没有动力该怎么办”、“对于没有兴趣的课该不该跷课”、“与室友合不来怎么办”、“该不该谈个恋爱”、“考研和出国哪个更有前途”、等等。因此，我根据教材把讲课内容化解为若干个生活化的主题，比如“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情感事件背后的意义”、“如何面对人生选择”、“法律背后的道德原则”等等。

对这些主题的讲解可深可浅，讲到怎样的深度呢？我认为道德教育最终要落实到自我教育，因为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根本力量在自己身上。只有自我觉醒，才可能获得对自己的掌控感，不再机械地适应外部要求、或盲目地追随大众潮流。我总是对学生讲，不要怀揣着别人的梦想生活，别人出国你也一定要出国吗？别人考研你也一定考研吗？认识你自己比较重要。因此我讲的每个主题都会深入到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的层面；而在课后的交流中也主要点拨学生自我觉察，然后自己找到行动的方向。

下面以课堂教学和课后交流各举一例。

比如，在讲有“如何面对人生选择”这一主题时，我会结合教材中爱国主义、科学人生观等章节，介绍一些杰出的爱国人士的事迹，因为学生的自我成长需要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有一次讲到：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华罗庚，1950年，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毅然放弃在美国更好的个人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回国后的华罗庚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做了大量的数学普及工作而没能完成更多的个人研究计划，甚至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磨难，而华罗庚对此却无怨无悔。我提问，1950年回国的选择对不对，值不值？当然，我并不作直接回答，而是更深入一层作解读。我从华罗庚家庭背景、怎样进的清华大学、结交的师长和朋友来讲祖国对他而言意味怎样的情感联系和道义上的责任；接着，我分析华罗庚爱憎分明和极具有主见的性格特点，来说明回国是他的自我决定；最我，又列举了与华罗庚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而1950年没有回国的数学家晚年的境遇，来推测如果华罗庚没有回国，内心的不安都会使他无法安享晚年。通过这样的解读，帮助学生从内心的情感、意志层面理解榜样，也使学生意识到自己与榜样其实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对尊严、对内心安宁的追求、对家国故园的依恋等等。下课后学生表示解读的角度新颖而且对他们有所启发。

对德育课而言，没有办法用多少课时来框定时间。学生在课后遇到问题，想找老师交流的时候，往往是教育最好的时机。有一次一学生来信，表示“上大学后就基本不学习了，找不到学习动力，很排斥一味追求成绩或者排名……也特别懒散，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虽然也主动竞选小干部但丝毫不感到有乐趣，看着周围同学的表现甚至觉得很可笑。闲下来的时候会问自己一大把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是非常典型的问题，向我要学习动力，我给不了，这个行动力必须从她自身获得。因此我再回信中主要是点拨她自我认识。我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状态。先说它不坏，是因为怀疑和否定现有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是一个有所追求的人最起码的品质；再说它不好，‘此地不可久留’。一个怀疑主义者连自己脚下的地板都要怀疑，最终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是因为怀疑和否定只是最初状态，人最终是向往能让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的，他（她）总是越过了‘怀疑一切’的状态才最后有所成就的。你现在对什么都没兴趣，没有什么追求，也许是没有见过好东西，没有被什么东西震慑过、深深吸引过。杨绛先生曾经答复一位有许多苦恼思考的读者的来信，直接告诉他：思考太多而没有答案，是因为读书太少。人文学院有一位同学曾经在一份作业中提到，自己原本很自大，后来听了史伟老师的课，才发现自己原来知道得太少，她用了“如此渺小”来形容自己，就此扎进图书馆去找书看。‘寻找’是超越你现在这个阶段的可行之路。这就像女孩子逛街，起初你并不想买什么，但渐渐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并愿意不惜代价把它带回家。追求真知和逛街不是一个境界，但其过程有点相似哦。”后来这个同学又给我回信，表示现在的确是时候该行动了。我也观察了一段时间，她在《东华青年》上发表过文章，至少我的课他一次都没有缺过。

（作者张贝拉系人文学院思政课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