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中山装、旗袍、唐装……哪种衣服可以代表“国服”？“国服”应具有怎样的特点……针对这些大众关心的问题，近日，我校服装学院专家代表应众多媒体记者的邀请进行了交流，从历史、设计、文化等多个维度对“国服”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新闻社、新华社、新民晚报等近20余记者出席交流会，宣传部副部长邱登梅主持会议。包铭新等教授表示，“东华大学在服装理论、服装设计等领域积淀有学科优势，我们很愿意将研究成果与大众分享，希望能为推动我国服饰制度的建设建言献策。”

    包铭新教授从历史角度对“国服”进行了解读。其指出“国服的讨论具有正面意义，但国服本身最好为‘应需而生’。”
    中国历史上，自东汉开始，各朝代的史书上都有关于服饰制度的记载，如舆服志等，并且一以贯之，一直到民国年间都从未间断。据包铭新介绍，过去封建王朝用服装来区分人的等级、权位，皇亲贵族、达官贵人一看服装便知。辛亥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倡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反对特权，尤其反对用制度性的服装来区分贫富贵贱。因此，除了在少数行业部门，如军队、邮政等有职业着装要求之外，国人的着装基本趋向简单、同一。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参与重大国际交流活动、重大节事活动日渐频繁，大众的着装要求、品味逐渐提高，希望通过服装突出国家身份、个性品味的需求又逐渐上升。“虽然统一中国人的服装有难度，但这样的讨论对提升国人文明素养具有正面的意义，而且对国家建设和谐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包铭新看来，中国的国服用任何一种已有的形式都不能全权代表，“中国的国服不是一件衣服，而是系列服装，既要有中国特色，要用中国服饰元素标志中国人的国籍和身份，还要按照不同场合、时间、对象分类穿着”。包教授坦言，国服的推行，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的多样性与个体间的差异性等问题都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在价值多元和强调个性的当代中国，强制推行肯定不合适，应该鼓励更多大众的关注和设计师、企业的参与，大众慢慢接受了相应的理念和设计，国服才会‘应需而生’” 。

    刘晓刚教授教授从设计视角对“国服”进行了解读，其表示“国服是一种象征性服饰，它的设计是个难题”。在刘晓刚看来，国服有别于行业制服，其设计目标是让设计结果最大程度地得到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广泛接受和普遍拥戴。这是国服得以应用推广的自身前提条件。为此其设计过程应在广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对构成国服的诸多元素进行一定的规定，从而利于人们对国服的识别和评价。
    “建议国服的设计可考虑以三个原则推进”，刘晓刚表示，一是考证设计元素。国服上出现的设计元素均应经得起考证，从传统服装和民族文化中提炼，尊重多民族文化习俗，满足具有普遍意义的泛民族审美。二是定位设计风格。国服的设计风格定位应以尊重传统文化和体现民族审美为主，使用隐含一定寓意的设计元素，融入具有现代意味的国际化服装优点。三是分场合系列化。国服应该是区分场合使用的系列化礼仪服装。从便于推广起见，可分为高级版和普通版两个版本，以规定性的设计元素使用量区分。刘晓刚还建议，国服是一个整体的系列服饰概念，为了使国服适应不同的礼仪场合和气候变化的需要，既体现国服使用的规范性，也增强国服穿着的集合效应，在设计之初，除了考虑男女服装区别以外，还可尝试建立系统化国服款式库，形成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冬到夏、从简到繁的系列化国服系统。同时柔化国服的识别性元素、植入民众自愿加入的因素，让大众更乐意接受。

    卞向阳教授从文化视角对“国服”进行了解读。其表示“其实今天人们‘热议’国服，现象背后并不是就服饰来讨论服饰，而更多体现的是大众对中国服饰礼仪尊重的回归，对中国服饰文化继承与发扬的期盼”。对国服，卞向阳认为应更多地侧重从文化、民众心理的层面加以分析与研究。
    “任何时期的服装都是社会诸多要素的缩影和具象表现。”卞教授告诉记者，民国时期的服饰制度，其实就是中西并举，既考虑传统习俗，有长袍马褂、上衣下裙，也有与国际接轨，穿西服、打领带，尤其是以旗袍和中山装为代表的新中装则是中国服饰传统和西方时尚的混合体。新中国的服装体现的是朴素的理想主义时尚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服装经历了一个西式服装再普及的过程，如今的着装理念又回归于中式服装的再创造和中国元素的再运用，更多表现在内在的精致、讲究的穿衣风格和服饰礼仪观。“国服既要继承，通过特定的元素，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体现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同时也要创新，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变化，遵循国际惯例，符合当下人们的穿衣习惯”。
    卞向阳还强调，衣着本身就是民众自发的、个人化的行为，有浓重的习俗化色彩，因此，中国的国服一定要“从俗”，要考虑中国人的接受程度，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