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中医存废之争炒得沸沸扬扬，人们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中国古代科学是什么”这些问题。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世界科学界的最高奖，而当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绝大部分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摘取的。为什么西方科技水平如此之高？中国科技与西方差距及其缘由何在？
 
    近日，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对话中西”丛书，其中《中国科技十二讲》与《西方科技十二讲》这对“对话伙伴”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解答，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灿烂的科技文明史及其鲜活的科学思想，让我们领略了科学技术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有力的杠杆作用。
 
    “对话中西”丛书一套共10本，即《中国哲学十二讲》、《西方哲学十二讲》、《中国教育十二讲》、《西方教育十二讲》、《中国科技十二讲》、《西方科技十二讲》、《中国法律十二讲》、《西方法律十二讲》、《中国伦理十二讲》、《西方伦理十二讲》。这套丛书在哲学、教育、科技、法律和伦理等五个领域均以“对话体”的形式阐释中西文化，所涉及的既有思想知识层面，也有规章制度层面，还有风俗习惯层面；既有对两者历史的纵向追溯，也有对两者神韵的横向比较，更有对两者趋向的前景展望。丛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陈卫平教授介绍说，“对话”作为整套丛书的体裁，被看作是将学术通俗化的一种形式，即用通俗晓畅的语言来阐述学理。放眼当今图书市场，整套丛书以对话体形式出现的情况还很少。意图是希望读者把阅读看作是和作者的对话，由此对作者的观点进行评判，在阅读中收获自己的心得。
 
    “对话中西”丛书中的《中国科技十二讲》一书，以生动而不失深刻、活泼而不乏严肃的笔触，解析了“废医”背后的文化原因、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以及如果有那又是怎样一种形式的科学等核心问题，并从历史、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农学、技术、艺术还有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展开讨论。与《中国科技十二讲》不同，《西方科技十二讲》不是只阐述西方科技进步的历程，还试图从历史、社会、经济、哲学和文化的多维度，着眼于探讨西方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轨迹，挖掘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层出不穷的深层次原因。
 
诗词歌赋中的中国古代科技
 
    《中国科技十二讲》以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为切入角，用“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引出话题，向读者传递了一个观念——“中国古代肯定有科学，而且有非常灿烂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是人类近代化或者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源头”。基于对历史文化的远距离审视，书中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予以梳理，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科学文化进行搜罗，分析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古代科学对现代的启示意义，并探究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中国科技十二讲》虽然讲的是中国古代科技昌明史，但字里行间不时彰显出每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都在相应的诗词歌赋中体现出来，让人读来趣味盎然，浓郁的人文气息也扑面而来。比如“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就是地球运动的效应，也使“七月流火”之惑迎刃而解；此外，“炉火纯青”、“千锤百炼”、“锦上添花”、“丝丝入扣”等成语都是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反映。上海东华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十二讲》作者之一杨小明教授解释说：“在中国古代，不少诗词歌赋其实就是当时科技的生动反映。”李政道先生有一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说明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人文环境也同样影响着科学，科学和人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科学在这点上透射得尤为明显，诗词歌赋中有非常丰富的科学内容，要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就要研究科学内容与诗词歌赋的关系。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固然古代科学方方面面的信息都会以不同时代的诗词歌赋的形式映射出来，但要从中找到对应的词句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有对传统文化的酷爱，还必须长期不懈的积累。十五六年前杨小明读博士时，导师钱临照、张秉伦两位先生反复强调的科技与人文的内在深刻的联系，以及历史学家钱穆对物理学家钱临照的影响，始终萦绕在杨小明的脑海之中，激励着他一直以来潜心钻研科学和人文的密切关联，特别是与山西大学教授高策合作系统发掘了山西古代科技中的艺术文化。所以，这次写《中国科技十二讲》方能如此得心应手。
 
内容、叙述风格大相径庭
 
   《中国科技十二讲》与《西方科技十二讲》可谓各有千秋，前者着墨于古代的科技文明，后者则侧重在西方科技体制和国家政策。为何二者内容上有如此大的反差？陈卫平解释说，一方面是作者风格、研究方向不一样，另一方面与各自的写作意图有关。中国古代科技有其特殊性，与西方的科技发展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古代科技与自身的文化背景有着更多联系，而西方的科学发展主要在西方近代以来突飞猛进并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中国科技十二讲》更多考虑的是文化因素。杨小明对此也说，用“集体失忆”一词来形容今天的大众对中国古代科技的了解，也许并不过分。所以，《中国科技十二讲》是想让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有非常灿烂的科学瑰宝和有待发掘的新领域。
 
    而王顺义说，很多研究西方科技史的专著往往内史的色彩很浓厚，一般都是从哲学或认知因素和视角去考察、研究，但是研究科学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的图书很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王顺义发现要把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等高级人才培养成杰出人才，让他们只了解科学的内史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外史：“我国现在虽然是一个科学技术大国，但还不是科学技术强国。显然，在我们走向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必须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从这方面考虑，仅仅从科学理论和思想出发，并不能真正把握科技强国在西方崛起的原因。

（来源：科学时报 2008年3月20日 05版 作者：杨新美 科学网等转载）